2010年11月3日至6日，香港举办2010气候变化国际会议，首两天为科学和政策日、政策和行动日，香港特区政府紧接在11月5-6，主办香港C40论坛。四天的会议将探讨发展低碳城市以达致优质生活的路径，当中会集中讨论缔造现代化、适宜居住、低碳及优质城市都会的机遇。腾讯绿色频道及腾讯财经频道连手全程直播。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巡视员孙桢3日的演讲中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的关键在于市场信号正确引导。

孙桢指出，迄今为止的国际秩序对发展中国家有太多的不公平，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如果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共同的责任，首先在道理上就是错误的。

他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国际谈判中必须保持与发展中国家一致的立场，必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这最终真正有利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行动。

他还表示，气候变化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必须把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放在首位，“尽管面临增加能源消费合理要求，中国仍然打算控制能源需求总量增长，主要是控制高耗能工业发展。相比之下，不少发达国家仍在增加能源消费。”

最后，孙桢指出，气候变化既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的挑战，我们需要全面了解科学、责任、制度、创新各个要素的作用与他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差异才能更有效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

以下是孙桢演讲实录：

孙桢：陆恭蕙女士、梁丹先生、苏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今天来到香港2010气候变化国际会议。下面我用普通话发言，我谨代表发改委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一向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并为此做出巨大努力，十一五规划提出能源消耗强度下降20%目标，并且下放到省，目前各个省份已经完成。为了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低碳转型，今年在五个省、两个直辖市和六个城市开展了试点。同时还有一些地区自主开发了低碳经济的试点，根据全国人大的要求，国务院已经授权有关部门着手起草应对气候变化法，上个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不仅重申了中国对于世界宣布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还明确了一系列具体行动、政策措施，建议把气候变化作为资源、环境、生态的第一条任务，引领相关工作。第一次提出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第一次提出要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议还强调了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并针对近年来气候事件频法，对水利建设、地质灾害防御做出具体安排。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础下，巴黎路线图确定了谈判方式，即在公约下确定长期行动的活动。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就长期行动目标、资金、技术和行动的透明度等问题达成了政治共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为了换取发达国家落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承诺。中国接受了对国内行动进行国际磋商与分析的条件，为形成哥本哈根协议做出重大贡献。

为了推动谈判按照巴黎路线图规定的双轨模式前进，中国于10月上旬在天津承办的第四次谈判工作组会议，通过今年四次谈判会议，两个谈判工作组在技术上取得的一定进展。各方希望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成果，至少做一些基本一致的问题上做出决定。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与各方一道努力，推动谈判取得全面平衡和有约束力的成果，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各位来宾，香港特区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会议，会议将要讨论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学、政策、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公众意识等诸多领域，整个活动又采用了主题研讨、案例分享、网络比赛等不同方式，显示了组织者独具匠心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受到会议主题的启发我就科学、责任、制度和创新四个要素谈一点谈法。

科学研究对于认识和应对气候变化起到独特重要作用，没有IPCC一系列科学结论及依托的成千上万科学家重要成果，就不会有现在全球规模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时关于气候变化结论饱受质疑，特别是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引发了广泛的科学问题的争论。

关键是要正确对待不确定问题，其实公约已经特别规定了预防原则，也就是当存在造成严重的或者不可逆转的影响的威胁时，不应当以科学上没有完全的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采取措施。预防原则来源于环境的优化意识，自从人类第一次从太空看地球，关于地球家园忧患的情怀就不断传播和加强，可以说科学认识和责任感共同作用才催生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今年以来世界各地超乎寻常发生一系列气候事件，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人们应该进一步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危害性。根据不久前报道，汇丰银行今年9月间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1.5万人，结果表明新兴经济体对气候变化关注比较其他地区领先，而气候变化首次成为香港人最关注的问题。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发达国家和更多的富裕人群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很简单的道理，灾害损失比与财富的集聚成正比，如果人们都认识到这一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就会大为改观。

事关全球环境与发展的所有领域都适用这条原则，这是1992年巴西联合国气候发展大会主要结论。但是现实中，总有人回避它，甚至有人在谈判中称之为毒药，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引用公约法律规定辩解，但是我们更可以用常理进行分析。迄今为止的国际秩序对发展中国家有太多的不公平，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如果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共同的责任，首先在道理上就是错误的。

气候变化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必须把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放在首位。中国的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的冬天是很难受的，各个年龄段人群冻疮普遍，随着气候变化演变，气候会更糟糕。集中供暖正在成为一项相当必须的要求。尽管面临增加能源消费合理要求，中国仍然打算控制能源需求总量增长，主要是控制高耗能工业发展。相比之下，不少发达国家仍在增加能源消费。

有的观察家指出既然中国国内力度行动如此之大，为什么不在国际会议上做出承诺呢？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看到责任意识和责任制度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在现实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发达国家是先生，发展中国家是学生，先生可以说得多，做得少，学生不行。何况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还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谈判中必须保持与发展中国家一致的立场，必须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这最终真正有利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行动。

最后一点，应对气候变化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的关键在于市场信号正确引导。中国决定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体系，是我们看到不仅符合经济学一般原理，也为欧洲成功实践所证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全世界的碳排放交易，这正是国际行动与国内行动差异所在。气候变化既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又是一个现实的挑战，我们需要全面了解科学、责任、制度、创新各个要素的作用与他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差异才能更有效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