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矿产”是对废弃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形象比喻。我国再生资源逐年聚集上升，蕴藏丰富资源，市场潜力巨大，在资源和环境“瓶颈”日渐凸显的当下，开发“城市矿产”，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的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开采‘城市矿产’，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现实而紧迫的重要任务。”两会期间，来自黑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委员董配永提交了“关于对城市废弃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建议。

“城市矿产”是对废弃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形象比喻。“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当前大的背景下，开发‘城市矿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破解资源约束、化解环境风险的根本出路，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董配永认为。

再生资源市场潜力巨大

我国是人口众多但资源稀缺的国家，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当前资源和环境“瓶颈”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测算，每回收利用1吨再生资源，可节约自然资源4.12吨，节约能源1.4吨标准煤，减少6—10吨垃圾处理量。2013年我国再生资源九大主要品种回收量达1.64亿吨，相当于节约能源1.7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亿吨，大大缓解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再生资源逐年聚集上升，蕴藏丰富资源，市场潜力巨大。”董配永表示，随着产品的普及与更新换代急剧加速，数以亿计的电子产品已经陆续进入淘汰期。有专业资料表明，1吨废旧手机可提炼400克黄金、2.3千克银、172克铜；1吨废旧电脑可提炼300克黄金、1千克银、150克铜以及近两千克等其他稀有金属等。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再生资源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等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2010年美国的再生产业规模就超过2400亿美元，2015年中国再生产业规模仅6000亿元。据统计，中国“城市矿产”资源综合回收率约40%。欧洲、美国“城市矿产”资源综合回收率已达70%以上。

同时，开发“城市矿产”是扩大就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渠道之一。资源再生利用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每增加1000亿元产值，就会相应增加100万普通劳动者就业。开发“城市矿产”，对于扩大就业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对回收利用认识远远不足

“社会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认识远远不足。”董配永表示，整个社会仍然存在将再生资源等同于“垃圾”和“破烂”的模糊认知，没有对其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它所产生的潜在GDP和绿色GDP有深刻的认识。

法律制度不健全。目前，国家层面制定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等，主要是针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的管理，局限于某一个行业的再生资源回收，不能为当前各个经济领域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问题提供法律依据。

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国家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缺乏协同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如再生资源回收企业税负过重，废物再生产品面临全额纳税，高达17%，严重制约行业的规范发展。

标准体系与技术开发和研发滞后。缺乏相应的市场准入、建设和技术标准。我国废弃物回收利用的总体技术装备水平仅达到发达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水平，在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方面，关键设备主要依赖进口。

对循环再造产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体系

“开采‘城市矿产’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在帮政府和社会解决问题，尚处在起步阶段，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对于这项变废为宝、化害为利、消除污染、再造资源的特殊行业，利国利民造福子孙的公益事业，应引起高度重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去谋划，用立法来推动、用政策来支持、用标准来提高水平、用技术研发提升层次，才能有利于开采‘城市矿产’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建设美丽中国打好坚实基础。”董配永认为。

因此，他建议，构建法律法规，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如明确实施政府强制采购目录，对循环再造产品优先纳入政府采购体系。通过立法强制约束资源循环利用的方式，严格设置门槛。明确全面实施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生产者对产品的报废与回收负责。

制定完善财政税收、企业融资、项目用地、信贷支持等综合性配套优惠政策，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着力解决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税负较重的难题，尽快对再生金属回收利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完善制定发展规划、行业标准体系，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完善制定相关标准体系，规范行业秩序，全面推进行业资源整合，着力打造一批龙头企业，提升资源综合利用率和节能环保水平。积极开展研发创新，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科技创新机制。

此外，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全社会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的认识。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加大对开发“城市矿产”破解资源约束、化解环境风险、解决就业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的宣传，营造全社会重视、关心和支持行业发展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