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源革命战略(2016)》提出到2020年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煤以内，到2030年控制在60亿吨的发展目标。这一目标鼓舞人心，但实现起来需要做出巨大努力。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国内多家机构的预测是到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峰值14亿，也就是说当前至2030年我国人口还将处于增长状态。能源消费的数据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人口的增长与规模与能源消费高度相关。我国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经济实力虽已今非昔比，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较大差距。在能效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形势下，能源消费的增长是一定的。

人均能源消费是衡量一个国家能源消费的重要指标，对标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也是预测处于较低发展水平阶段的国家未来能源消费的常用方法之一。作为发达国家阵营，OECD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长期稳定在6吨标煤左右。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测算，按照14亿人口计算，那么到203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突破80亿吨标煤，要超出规划目标许多。如果要将目标控制在60亿吨以内，在既定的产业结构转型及工业化进程条件下，我们只有在能效方面实现质的飞跃这一条路可走。国内曾有专家做过测算，综合考虑未来经济总量以及能源总量控制目标，认为到2030/2050年我国的能效水平要高于目前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甚至高于能效水平最高的日本，其挑战可见一斑。虽然在能源消费问题上我们不主张与发达国家人均指标简单的奢华攀比，但同样要尊重经济发展需要依赖能源消费增长这一基本规律。发达国家走过的这条路有其借鉴意义性。因此，对于我国未来能源消费总量的规划，应本着向发达国家人均能源消耗“靠拢而不看齐”的思路去执行。

除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目标之外，出于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环境质量的需要，未来我国能源工作的又一重点是能源转型。换句话说，能效的提升与结构的转换是能源发展的两个硬约束条件。当然结构的转换也是提升能效的手段之一，两者有其关联。《国家能源革命战略(2016-2030)》不仅提出了未来能源消费总量的控制目标，还提出了未来的能源结构转型目标。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天然气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力争达到10%，非化石能源占比达15%;到2030年天然气占比达到15%，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20%;展望205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一半以上，新增能源消费基本来自非化石能源。就当前能源领域的实践来看，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已逐渐进入快车道。

仅有能源总量控制和结构转型目标还不够，接下来的重点应该是加强能效工作的宏观调控。IEA曾依据《巴黎协定》的有关要求，基于全球2摄氏度温控目标情景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路径，其结论是现有经济领域的节能、CCS技术的应用以及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实现温控目标的主要手段，其中节能的贡献在50%以上。这一认识对于当前我国的能源改革有其借鉴意义。具体到行动上，需要在总量和结构目标基础上把节能作为下一阶段能源发展的重点，切实促进能源利用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快速转变。“十二五”期间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已有较大程度下降，由2010年的0.69降至2015年的0.13，需要将这种好的势头保持下去。为此可能需要在能源强度目标的分解、落实以及监督问责方面多做文章，需要加快淘汰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将能效指标纳入强制性标准体系，实现全民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