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方式来看，低碳经济包括四个方面：发展不排放二氧化碳的产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利用二氧化碳，处理封存二氧化碳。

　　当前对中国来说，重点应在于减少使用化石能源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而不应像发达国家那样单纯提倡“低碳经济”，硬性规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数量。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的绝对排放量还是增加的趋势，不排放二氧化碳的产业还不多，利用比例也不会大，封存成本很高。因此当前中国强调的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相对于“低碳经济”的提法，你认为哪种模式更适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呢？

　　成思危：我认为“绿色经济”的提法比低碳经济更符合中国实际。因为绿色经济的概念比低碳要更广一些，它不仅包含低碳经济，还包含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另一方面，绿色经济的重点是节能减排，这也符合中国当前的形势。
 

　　从长远看来，发展绿色经济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中国经济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我们对环境成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005年，中国由于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13.5%，而当年中国GDP只增长10.4%，也就是说，我们把潜在的环境债务留给我们的子孙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绝不允许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改善生态。

　　中国还是要发展，不可能完全停止发展，退回到原始社会去，但是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发展，这也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精髓所在。

　　征收碳税的可行性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在向“绿色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第一步该如何走？

　　成思危：发展绿色经济首先要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比如现在发一度电，全国平均要350克标准煤，但是中国有些先进企业可以用283克标准煤发一度电。

　　如果全国火力发电企业的煤耗能够从一度电用350克降到300克，那么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可以减少40多亿吨。当前日本和欧洲已经拥有先进的火力发电技术，中国需要大力开发这方面的技术。

另一方面，就是要发展绿色金融。没有金融的支持，新能源产业是很难做大做强的。这方面包括发展资本市场融资，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等。

　　同时，针对绿色金融的发展还需要政府提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从财政政策来说，要支持新能源的发展，既要给予税收优惠，又要给予财政补贴，政府采购应优先采购绿色产品。在货币政策上，我认为应该对绿色项目的融资给予差别化的对待，一是利率适当降低，二是期限适当延长。

　　政府管制应该是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应该尽可能更多调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而不要过多使用审批等行政手段。

　　总体而言，就是从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对新能源产业给予推动，向绿色经济迈进。
 

　　《财经国家周刊》：你对目前征收碳税的可行性如何看待？

　　成思危：现在风电和太阳能成本都比较高，风电的成本是火电的一倍，太阳能的成本是火电的四倍。虽然政府补贴非常必要，但是国家补贴应该逐渐减少，迫使新能源努力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例如德国现在对新能源的财政补贴每年减少8%。

　　除了来自政府的补贴外，我的建议就是要对火电收环境税，也可以称为碳税。至于普遍征收，涉及到国际上很多因素，中国也不要自己走得太快。

　　根据我们的测算，大概每度电收4分钱，就足以支持目前中国风电和太阳能的发展。每度电收4分钱，我认为并不算多。而且这4分钱，我的建议是，其中2分钱可以提高电价，有2分钱企业内部消化。

　　那么大家可能说，提高电价，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但是老百姓的收入是每年都在增加的，不可能只要求收入增加，而物价不涨，为发展新能源做一些贡献也是必要的。估计电价提高2分钱，对一般老百姓还是可以接受的，而对低保户可以相应增加补贴。另外2分钱就要求电力部门自己消化，因为这样迫使它要节能、减排，要降低成本。

　　插排：政府管制应该是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应该尽可能更多调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而不要过多使用审批等行政手段 记者 范若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