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自来水收费发票显示，居民用水销售价格为每立方米4元，其中，污水处理费为1.04元。这意味着，在名义上，超过四分之一的水费是用于污水治理的。如果折算为全国的污水处理费用，则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此巨大的投入产生了多大效力？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下称“十二五”规划），目前中国的城镇污水处理率仅有60%-70%，仍有大量的污水未经处理排放到大自然中。

一方面是大量污水得不到处理，另一方面则是部分污水处理厂竟处于闲置状态——国家审计署今年夏天公布的审计结果显示，中国利用国外贷款建设运营的环保工程，近一半项目存在进度滞后或资产闲置、损失浪费的现象。

报告提及，吉林省松辽流域环境治理项目中，三个污水处理厂加氯系统设施长期闲置；闲置的根本原因是，污水处理厂实际建成管网的长度仅为设计的35.06%。

财新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获知，类似吉林松辽流域环境治理项目中的情况并不罕见。

正是由于污水收集管网的落后，尽管本身产能并不过剩，甚至严重不足，但大量污水处理厂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得污水直接排入自然水体，最终危害民众健康。

三个三分之一

在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长江沿岸数个排污口，大量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向长江。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武汉全市中心城区日平均供水量236万吨，而武汉市排水公司下属九个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量不到供水量的一半。当地媒体更进一步披露，一个由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项目建成的污水收集泵站更是闲置了六年之久。

城市污水得不到妥善处理，武汉并非特例。在广州市白云区，一些居民生活用水和小工厂的污水多年直排河道；在昆明市，仅主城区每天就有40余万吨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滇池，而各郊县区基本还未建成污水处理设施，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小企业生产废水未经处理，排入早已不堪重负的滇池。

早在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典型调查显示，全国700余座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的只有三分之一，低负荷运行的约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开开停停，甚至根本就不运行。从那儿之后，再无关于国内污水处理厂闲置比例的官方数据。“三个三分之一”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污水处理厂的运营现状。长期关注污水处理厂绩效管理的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系主任苏时鹏告诉财新记者，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闲置状况改善了不少。

据他估算，目前可能仍有10%-15%的污水厂处于闲置状态。但他认为，虽然闲置的污水处理厂少了，但污水处理系统的整体运营负荷率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很多污水处理厂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有的是吃不饱，有的干脆根本没用。”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泽伟对财新记者表示，从他接触到的业界情况，在江浙、上海一带，好一点的污水处理厂能达到50%-60%就算不错，一般只有30%-40%。

究其原因，“现在新城建设速度特别快，管网系统根本就跟不上。”姚泽伟说，新区建设中，地面上的基础设施往往比地下设施更受关注；而在老城区，升级老旧管网时将遇到拆迁、堵塞交通等问题，也制约了污水收集管网的发展。

武汉市水务局污水处理处处长王赤兵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武汉，污水管网建设滞后导致大量生活污水无法集中处理，只能排往长江。他同时表示，补齐这些管网耗资巨大，工程复杂，短期内几乎很难实现。

即便在污水处理率较高的北京，由于部分排水管道采用“雨污合流”的模式，每年夏季汛期，仍有大量污水直接进入自然水体。而“雨污合流”亦是国内多个城市排水系统的现实。

“北京目前的规划是污水入厂、雨水入河。”北京市水务局原副总工程师朱晨东对财新记者表示，北京仍然保留着一部分“雨污合流”的管道，即雨水进入污水管道，下雨时，污水管道压力骤增，污水处理厂处理不过来，只能将混合的雨污水直排自然水体。

管网瓶颈

污水直排江河，最终影响居民健康。

在武汉，长江、汉江沿岸的18个饮用水水源地中，有12个与排污口距离不远。根据相关规定，这些排污口与水源地的距离符合要求，但对自来水的取水安全仍存在一定的隐患。

武汉工程大学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教授孙家寿曾表示，排入自然水体的污水被江、河水稀释，虽然污染物浓度达到了国家的标准，但长期积累，污染物仍会对沿岸用水人群造成影响。

解决污水直排，最关键的是需要解决管网不足的问题。

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的“十一五”规划，曾明确设计新增污水配套管网应达到16万公里，但截至2010年底，仅实现了7万公里。这直接影响到污水的收集率，使得未收集到的污水直排到自然水体中去。

苏时鹏告诉财新记者，管网滞后的问题源于建设过程中的时间差。污水处理厂采取市场化操作，在社会资本的参与下，建设速度较快。与此同时，管网建设依然是市政工程的一部分，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投资庞大，工程难度也较高，一些老旧管网的建设还涉及挖路、拆迁等，进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青睐污水处理厂的原因，除了能拉动地方GDP，还会创造另一项成绩——COD（化学需氧量）减排，这是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

污水处理厂更容易“出成绩”。苏时鹏表示，核算节能减排的效果时，经常简单以新建污水处理厂的规模来核算，但不会计算管网带来的减排效应。有些地方，“只要污水厂建立，就可以算是减排成绩。”

官方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管网建设的目标投资为2085亿元，最后远远没有实现这一指标。“十二五”规划中，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投资近4300亿元。其中，完善和新建管网投资设计为2443亿元，新增管网建设的目标为15.9万公里。

“我感觉还是不够。”姚泽伟说，“管网建设资金应该占三分之二以上。”

监管缺失

谈及管网建设滞后，姚泽伟认为，政府的积极性不高是关键。“照理说，新区建设应该先将主管网埋下去。但现实中，有新城建设过快的问题，也有领导的意识问题。有些人会认为管网投资太大了，又不能出成绩。”

一位水务公司高管向财新记者揭示了污水处理厂建设中的种种怪现状。他参与的一个河北省某县污水处理项目，实际进水量只有设计规模的十分之一，管网建设几乎停滞不前。

苏时鹏也表示，在深圳、无锡等发展较快的地区，他考察过许多工业园区，其做法是先把厂房修起，道路铺平，后期再挖开建设管网，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政府为什么永远说缺钱？这是个体制问题。”上述水务公司高管表示，污水处理费是按照自来水量收，而最终能够流到污水处理厂的数量远远小于缴纳的水费的量。“例如某地的自来水用了3万吨，如果按照70%计算污水，也就是收了处理2.1万吨污水的钱。但如果处理的污水只有1万吨，那么财政上就赚了1万吨（的钱）。这样下去，政府怎么可能有积极性去建管网呢？”苏时鹏介绍，良好的污水处理体制需要一个独立的监管体制。在国外，公营、私营介入水务服务的例子都有。例如在美国、荷兰以公营为主，通过第三方监管，也能不断推动行业效率提升。而在英国，供水、排水等服务大都由私营企业提供，由一个独立的水务经济监管部门来履行对全英水务行业的经济监管。

在中国，相应的监管体制缺失已久，正呼之欲出。

2012年5月，住建部表示，要设立不附属于污水处理厂、作为独立法人的城市排水检测站。住建部的数据显示，自1992年《城市排水监测工作管理规定》发布以来，目前全国仅有17个省(区、市)的20个城市排水监测站通过了国家级计量认证，仍有14个省(区、市)尚未设立国家级城市排水监测站。

这意味着，污水目前流向何方，相当一部分监管仍是空白。